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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核心,改革要攻坚 ——在《经济学家周刊》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


糖酒会网 http://www.365tjh.com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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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康

  大疫之年、大考之年的2020年已经过去,我们迎来“十四五”的开局之年——2021年。中央给出的指导精神,是从“十四五”向未来具有逻辑关系地对接到2035年在我国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现在讨论“十四五”,内容的厚重是前所未有的:既要看到今后的五年,更要看到今后的十五年;当然,还要进一步前瞻到2049到2050年即“第二个百年”的时候,伟大民族复兴要见眉目,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当下领会“十四五”和2035远景规划中央的指导精神,特别强调的就是创新:过去所说的这个“第一动力”,现在进一步表述为我们推进整个现代化事业全局中的“核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和核心,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在以改革开放推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这方面打开新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个基本的脉络落到现实生活中间,我想在回顾2020年、肯定我们在大疫和大考之年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里成为唯一一个正增长国度(现在报出有2.3%的正增长)、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学者讨论问题不能简单地重复宣传,在鼓舞和振奋人心、争取打开新局面的同时,我们既要肯定成绩,也要认识到还存在着的不足。比如说中国现在的发展,在总体特征上是总量世界老二了,但是我们“大而不够强”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在引领全球发展潮流的创新中的原创(“从0到1”的原始创新)方面,中国人现在实际上还没有什么我们在全世界处于一线领导地位的成就,我们总体来说是跟着硅谷在努力跟上新经济的发展大潮。

  那么怎么样在“十四五”和未来更长一段时间里,通过中央现在强调的自主创新、以战略性科技力量形成支撑,解决中国“内循环为主体”必须解决的“卡脖子”问题,就成为一个非常不可回避的历史性考验了。而这方面有一些我觉得值得探讨和辨明的不同思路。

  2020年我们战胜疫情是依靠中国自己的这种优势——表现在中国在下定决心控制疫情时,相当便捷地实现了武汉封城,全国几乎都比照着实施隔离,控制人员流动,使二季度4月8号武汉就得以解封,以后复工复产走得比较顺利,到了夏季、秋冬季有一些地方疫情又冒头的时候,我们沿用原来一些经验,以强势的控制又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今后进一步解决我们“卡脖子”问题,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方面,我们当然也顺理成章提出了举国体制的2.0版或者新型举国体制。那么有些同志以为,强调这种政府更强势地发挥作用的优势,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好,继续高质量发展了。但我却觉得,这方面要有全面的看待:我们相对优势的旁边,其实还有相对的劣势。这个相对劣势如果从苗头来说,可观察当下春运期间都在强调减少人员流动,在北方几乎标准化的就是以“战时状态”或者“准战时状态”来控制,但我们考察一下南方,江浙一带,上海,还有广东、珠三角的核心区域一带,很少听到他们强调“战时状态”、“准战时状态”,上海张文宏医生的一个代表性说法,是我们上海控制疫情掌握的要领是“在瓷器店里捉老鼠”的要领,即投鼠忌器,体现了在治理水平上的提高。南北之间的氛围在这一点上差异就比较明显了。而落到经济层面来说呢,更多的北方同志认为,我们这种战时状态那就是我们的优势,以后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借助这个优势,既然是党领导一切,按照战时状态,那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实际情况,这却可能带来一种过去学者就讨论了的改革深化到一定阶段,啃硬骨头的时候,制度方面的深层矛盾问题得不到克服的话,会带来制度因素造成的“后发劣势”。如果把这种战时状态、准战时状态和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夸大到所有的事情都上去主导就解决了问题,那我认为方向一定就会出现偏差。这个事情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更多的社会成员的体会,才能理清我们怎样更好掌握“现代国家治理”这里面中国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的权衡。在实际生活中间,不客气地讲,这些年南北之间的差异扩大,是不是跟这样的一种对于商业文明、市场经济规律认识、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差异有关呢?北方很多地方不是不想发展,是在努力求发展,但是按照官本位、行政主导思维办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跟着就甚嚣尘上,原来有些苗头比较好的区域,现在这几年也困难重重。咱们可以想一想,原来曾经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好评的某些北方大省,以及曾经振兴过的东北,现在又出现了困难,甚至有些对比之下,可以说相当困难的局面,和这种认识上大思路与整体环境的联系,值得我们探讨。如果说当下面对“十四五”,我们要克服种种困难和迎接挑战,在错综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国际大环境之下,更理性地掌握好市场决定论和政府作用论之间的权衡关系的话,我们就应该更全面地按照中央的系统论思维,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把创新发展落到实际生活中,因此很多时候就不能形式主义地表面性地讲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强势,政府一声令下大家以战时状态和举国体制,就解决了问题----不对的,比如说新型举国体制,当然要借鉴我们当年“两弹一星”的宝贵经验,在这方面我们的指挥中心、协调中枢我觉得直观形式上就要借鉴当年勒紧裤腰带搞“两弹一星”时周恩来总理挂帅,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在直接协调的枢纽上日日紧盯样式这样来协调全国所有的团队,才取得“两弹一星”方面的突破和足以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成就(现在简单对比来说,我认为当下这样一个集中指挥中心还是不到位的,这当然要借鉴当年我们“两弹一星”的经验),但是为什么还要说是2.0版或者说是升级版、或者说新型举国体制呢?“两弹一星”攻关成功,做出了我国足以让世界认知的核武器和导弹,以后我们又有了核潜艇在水下机动发射这样的第二轮反应能力,就基本形成了核威慑概念下的核战略平衡——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就是靠这样的创新来决定:共享经济和核威慑合在一起,使时代主题成为和平与发展,我们并不需要把“两弹一星”跟市场怎么样直接对接(当然以后我们的火箭发射可以在商业意义上接揽卫星发射合同,那是进一步的扩展),最决定性的,不需要对接市场,而芯片这样“卡脖子”技术的攻关突破,它的成功一定是要对接全球市场而经受考验:以后我们什么时候做芯片的科技能力可称为自立自强成功呢?无法想象自己在国内市场自拉自唱就成功了,一定是我们的芯片要接受国际市场上的考验,以大批量、非常稳定的质量、非常有吸引力的性价比,源源不断形成在全球化概念之下的市场中突破了临界点的份额,才表明我们新型举国体制之下的芯片攻关成功。这是一定要对接国际市场的。

  同样的道理,国内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打通,必须坚决贯彻新近中央文件所说的“要素流动”,破除要素流动的种种阻碍。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制度创新,还要对应上需求侧消除堵点的更好的需求管理和需求侧必要的改革呼应,这些事情如没有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我认为是困难重重的。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当下的形势比别的国家好,但是不是这里面还有隐忧?我看一大隐忧,就是虽然已经认识到领导人所说“是自己人”的民营企业,所占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已经不是半壁江山了,早已经是“五六七八九”,在温州这样的地方,人们说早已经是“九九九九九,即五个九”,这样重要的中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有些文件上仍然把它看作是统战对象。在实际生活中,现在对于民营企业中的头部企业,提出反垄断,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又马上风行了不少非理性的说法,一下列出十宗罪,要狠批和要批倒批臭这样的架式,我认为是缺少理性的。实际上现在可以观察到民营企业里很多的惶惑,很多的不安,是不可回避、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必须把民营企业的定心丸进一步吃好,让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到总书记所说的“自己人”的地位和环境。这些问题如没有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没有更好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样的商业文明思维,没有对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方面机制进一步的再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那么我认为过去讨论过的中国的“后发劣势”——这个有渐进性改革路径依赖而到某些时候“啃硬骨头”啃不下来的后发劣势,会阻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应该强调的:面对“十四五”既肯定成绩,同时又注重问题,要优化我们的资源配置机制,要在资源配置市场决定论基础之上再进一步讨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发挥宏观调控的功能等方面必须进一步清晰勾画的认识框架。

  我们的认识原点,是要进一步强调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创新为核心。这样才能够真正按照中央的战略意图,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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